本报记者 侯继勇
北京报道
“我更像是一个‘土鳖’。”周鸿一常常以此调侃自己在“海归(龟)”林立的国内风投界的角色。
9月1日后，周的身份是IDGVC国际数据集团风险投资基金合伙人，金融街创始人、前总裁宁君也将成为周的新同事，与周一起打理IDG重新投入中国市场的5亿美元投资基金。
与周和林同时完成这种角色转变的还有携程网创始人、前总裁沈南鹏，他已于8月5日宣布加盟美国Sequoia Capital投资公司，Sequoia曾成功投资过苹果、思科、雅虎以及Google等公司。
“与以前总部直接派人打理中国业务不同，中国互联网正在进入‘土鳖’投资者的时代。”周鸿一分析，“这些‘土鳖’投资者有本土创业经验，熟悉本土市场需求，了解本土团队，因而更能发掘好的项目。”
“再继续创业，也许我会创造一个比3721更好更大的公司，但这已经没有了挑战性。如果在接下来的几年里，能用这5亿美元投资10个像盛大这样的公司，这对我更新鲜，更刺激。”周鸿一把批量制造盛大定为了接下来的目标。
热钱回流互联网
“中国互联网绝对是个机会，接下来你会看到更多的热钱涌进来。”周鸿一说。
除IDG近期在中国新设立了两笔总金额约为5亿美元的风险投资基金，以及Sequoia Capital拿出1.5亿美元投资中国外，据周称，Kleiner Perkins Caufield ＆ ByersKPCB、Accel Partner、Matrix Partner等三家国际风险投资也将于今年底进驻中国。
Sequoia Capital、KPCB、Accel Partner以及Matrix Partner是全球最大的几家风险投资，此前尚没有进入中国。
“中国互联网界活跃的形势是吸引国外风投争相涌入的重要原因。”周鸿一分析。
沈南鹏同意这种看法，“中国高速增长的互联网行业对国外投资者都有吸引力，我也会继续关注互联网，传统公司10年到20年走过的路程，互联网公司可能用很短的时间就能走完。”
互联网最初的投资高潮是在1999年和2000年间，当时，一批批“海龟”相继回到中国。他们除了从美国带回来诸如搜索、门户、网上拍买等互联网的新模式，还带回了数十万美元至数百万美元不等的风险投资，李彦宏、沈南鹏、周云帆、唐越是这批人中的代表。
追随这些“海龟”脚步的，有不少是来自高盛、IDG等公司的华尔街投资者，他们已经在硅谷赚得金银满钵，直觉让他们觉得，下一个发财的机会将在中国。
“那时候，从美国飞往中国的飞机总是满舱，头等舱里的投资者随便到经济舱里一逛，都能发现几个准备归国创业的人，他们的不少合作就是从飞机上开始的。”周鸿一回忆当年互联网泡沫前夕的投资创业盛景时说。
近两年来，互联网投资再度升温，特别是投资中国概念的互联网公司。上个月，雅虎以近10亿美金代价收购阿里巴巴40%股权，百度在NASDAQ上市后股价飞涨，这些使国外投资者更加相信，中国的互联网有钱可赚。
周瞄准了软件与互联网行业中刚起步的小公司，准备对这些公司进行天使投资或是在早期私募时进入。
他认为大公司的毛病是创新不够，雅虎、新浪、搜狐无一例外都有这样的问题，但那些小的个人网站和公司里面会涌现出很多创新，而正是这些创新会改变中国互联网的格局，“他们可能会成为下一个腾讯或是盛大。”
周鸿一觉得，中国的互联网发展到现在遇到了“不敢投机”的问题——都是要企业发展到相当规模才投，以此来减少风险。
他认为，对很多创新企业，起步的时候最需要钱，Google和雅虎都是在很小的时候就拿到钱，那时他们没有商业模式，没有赢利模式，“如果没有钱，能有今天的他们吗？QQ的马化腾当时也很苦以恼，我当初也没有钱，只有一个网站，要没有IDG，我也做不到现在。”
在选择投资项目时，周表示最看好原创的模式和中国土生土长的模式，不看好从美国抄来的模式。
“有人给我说，新浪、搜狐他看不上，QQ他也能超过，只要我投钱给他。这种团队我一定不投。”周认为，创业公司不应该把话说得太大，应该踏踏实实找一个领域，解决一个问题。
周鸿一认为创意并不特别重要，他举例，新浪、网易、搜狐等当初提交给投资者的商业计划书中并没有说短信会成为他们的主业之一，但短信拯救了门户，“能够抓住短信机遇是因为这个团队执行力强。”
消息人士透露，周已经投了几个公司，IDG都是作为第一轮投资者进入的，其中一家规模仅有10多人，员工中有周之前的旧部。
“土鳖”投资时代
“这么多年下来，有人欢喜有人忧。”周鸿一说，2000年互联网泡沫破裂前，中国有数万家互联网公司创业，最后生存下来只是新浪、网易等少数公司，“约1000家公司中能成活几家公司”，IDG投资的8848便是互联网投资失败的一个典型。
“高盛、软银们总是说投资阿里巴巴、盛大如何成功，但却都不愿说那些不成功的企业。”一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当年好些在硅谷风光一时的合伙人在中国翻了船，回到美国后就失业或是被迫转行，“因为不再有投资银行、基金相信他们，请他们做合伙人了。”
周鸿一认为，原因在于那些来自美国的投资者不熟悉中国市场，不少“海龟”以为抄袭一个美国模式就能在中国成功，但中国有中国的情况，没有本土的创新则根本无法成功。
“来赚钱之前，他们必须想清楚，什么样的人最能把握中国市场的需求。”周鸿一认为，在中国运营来自美国的模式会遇到很多本地化挑战，而要进行本地化创新，解决本地化运营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国外的投资者往往束手无策，“因此，当然是在本土创过业的‘土鳖’投资者最合适。”
“每一个成功的创业者，特别是把公司做到纳斯达克的创业者，都接触过上百家风险投资商，他们知道如何帮助创业公司与本土公司达成共识。”周认为，这些创业者擅长把一个创业公司从5个人发展到500个人，并熟悉中间会遇到的问题，熟悉这些问题的解决方法，知道在这个过程中如何制定战略，如何执行战略。
以WEB2.0为例，周认为这是来自于美国的模式，在中国还处于盲目炒作的阶段，要真正成为赚钱的商业模式，还需要很多本地化的创新。
“已经成功的创业者有与投资接触的经验，知道怎样沟通。这会使‘土鳖’投资者成为本土创业与海外风险投资对接的桥梁。”周认为这是“土鳖”投资者的另一个优势。
“当年张朝阳、丁磊都是在摸石头过河，今天也有很多年轻人有想法，有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勇气，但他们缺乏成熟的商业意识，仅仅是一个想法。”周说，尽管有钱投给他们，如果没有人指点，也会冲得头破血流，如果创业者能够把自己的经验反馈给这个行业，就能帮助更多的企业成功，“这才是对中国互联网下一个十年最有意义的事情。”
“我来做第一个这样的人，沈南鹏做第二个，接下来，唐越、张朝阳、丁磊退休了，也可能会做这个角色。”周鸿一如此预测。
向硅谷学什么？
“硅谷之所以成为硅谷，是一套投资体制在背后做支撑。”周鸿一认为，中国高新技术发展正越来越受到投资体制的限制，海外风险投资的注入将促进中国创新型的互联网公司的发展。
硅谷的投资机制之所以能吸引到优秀人才，是因为当公司做大，成功上市之后，创始人、管理团队、员工以及投资人都能分享这个成功，“这套游戏规则是风险投资商给中国带来的最有价值的东西，这也是硅谷的核心。”周说。
“更重要的游戏规则是风险投资不干涉创业团队对公司的管理。不越俎代庖。”周鸿一说，以前，中国的许多投资者将钱投入这个公司，就会觉得这个公司是自己的，插手公司管理，甚至将创业团队赶出公司。
“这样就使得中国投资者像有钱人开分公司，而不是投资。创业者感觉投资就是卖身，觉得没意思，转身就跑了。”周认为，中国要产生真正的硅谷，投资人必须放权给创业者。
周鸿一分析道，中关村发展这么多年，但做大的企业不多，中关村也没有成为硅谷，就是因为没有这种良好的投资机制，“结果大多数情况是几个人办企业挣了钱，要么因分赃不均，一家企业变成五家，没一个做大；要么就成为土财主，卖了之后就跑掉，而投资者又不知道如何处理。”
一个合理的投资机制对创业公司究竟有多大帮助？周鸿一以自己的创业经历作例子。
周当初在方正干了四年，并在那里接触到了互联网，做了中国最早的一套电子邮件系统，但当时方正不认可互联网。28岁的周于是离开方正创业，拿着自己的网络实名创意到处找投资者。
周回忆，当时不管是在硅谷还是业内的会上，只要碰到投资者就会向他们请教，有时碰上不熟的投资者也会试着请对方做公司的顾问或是董事，当时还向张朝阳、王志东、丁磊等人请教过，“至少有80多个投资者让我吃了闭门羹。”
最终，周得到IDG合伙人王功权的认可，王以25万美元投资3721。王是万科的创始人，加入IDG之前就已经是亿万富翁，有着丰富的企业经验，是中国最早期的“土鳖”投资者。
IDG注资时，王功权申明了进入与退出的机制，双方的责权——IDG不插手公司具体管理，但定期必须听取管理团队的汇报；如果上一期计划没有完成，必须向IDG解释；在企业重大决策时，王会给周鸿一提出意见，在日常经营管理中也会给周以指点。
“回首这6年来，我并不见得那么感谢IDG给我投了25万美金，因为数目并不大，但是我感谢他在我最缺钱的时候能够给我钱，更感谢他给我指点，帮我在创业过程中克服一个又一个险滩暗礁。”周说道。
